全方位的关注关于人力车夫文献举要(2)

骆传华在《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一书中提出：站在人道的立场上，人力车是应当完全禁止的。然而，中国有几十万的人力车夫，再加上他们的家庭，这一群体数额庞大。在中国工业还没有十分发达，不能够将这批工人吸收去从事生产工作时，对于人力车夫，现实的做法是“赶快实行几种补救的方法”。除了对人力车夫进行一般生活救济外，作者还提出将人力车业变成一种“公营事业，禁止私人借以谋利，使渐成为政府救济失业的临时工作，这都是过渡时代的治标方法”。实行人力车公有，是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关于救助人力车夫的一种较为代表性的意见，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主张“拉者有其车”。这些主张的目的在于减轻车商对人力车夫的剥削。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率先对人力车制度进行改革，强迫车商和承放人降低车租，并限制人力车和人力车夫数量，以提高人力车夫的收入，同时从车租中抽取一定份额组织人力车夫互助会，对人力车夫进行救助，包括组织互济，对车夫和子女进行教育，提供医疗、生活服务。但是，这一改革涉及了车商的利益，他们煽动车夫闹事，导致风潮不断。公共租界进行改革之后，上海法租界也于1936年进行人力车夫登记。上海华界、南京、杭州、青岛等地也相继进行了人力车制度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均将对人力车夫的救助放在首位，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车夫救助机构。这些救助机构能否改善人力车夫的生活境况，以及近代中国城市人力车问题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则是当时报章乐于讨论的问题。这些时评类的文章不仅展现了时人对人力车问题的诸多思考，同时也间接地介绍当时人力车制度改革和对人力车夫进行救助的实况。

3 调查报告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中国的社会调查也开始起步。因人力车夫的社会影响面大，他们的生存状况首先引起一些社会学者的关注。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即是从人力车夫开始的。1914年～1915年间由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的对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况的调查是最早的社会学者所进行的实证调查。此后，在1917年清华教授狄特莫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的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车夫家庭。1925年李景汉对北平人力车夫的调查。1926年7月陶孟和等人对北京36户人力车夫的家庭进行了调查；社会学家言心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南京1 350户人力车夫家庭进行了调查；1930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对上海人力车夫收入的调查；1939年伍锐麟对广州人力车夫的调查。

除了学者的调查外，不少地方的市政当局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有的编成书，但较多的是发表在期刊上。这些调查主要侧重于车夫来源、营业人力车制度、租车之租金、劳动时间、营业收入、家庭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健康状况等情况。其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最为详尽。

4 结束语

笔者仅简单地罗列民国时期有关人力车夫问题的书籍、期刊及报纸专刊上的文章。除此之外，当时报纸有关人力车夫生活状况及在人力车改革中各种矛盾斗争的报道极多，在一些档案中有关的文献也保留了不少，这些都为研究人力车夫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是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史、社会史、工人运动史、帮会史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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