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往事(下)(2)

五、《美术文献》的诞生

1987年，著名的《美术思潮》停刊以后，我被调入了《艺术与时代》编辑部工作。这个杂志由湖北省文联下属的几个文艺刊物合并而成，其一开始宣称要走高雅的路子，还强调要“与时俱进”。但由于从省里行政部门下来的一个外行领导担任了主编，而且制定了特别平庸的编辑方针，所以既不为专业人士所认可，也不为群众所欢迎。在很别扭地干了几年以后，我萌生了要调离的想法。于是，我便冒昧地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出版社总编的贺飞白老师。

说起来，我与贺飞白老师是有缘无分。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也似乎也比较欣赏我。1985年，他在组建湖北美术出版社的时候，曾经准备调我去，但因为我已经调到湖北省美协，只好作罢。听说我想去湖北美术出版社，贺老师很高兴。他告诉我：现在社里的进人指标很紧张，先不要急于谈调动的事，可先给社里编些好书，待以后有了指标，调动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你编过刊物，有一定的经验，可先策划一本美术刊物，暂以丛书的方式出版，以后有影响了再申请刊号。”

贺老师的话很合我意，回家后我用几天的时间好好酝酿了一番，待构思成型，我便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的负责人刘明。刘明与我是美术学院的校友，虽然低我一届，但联系很多，关系也一直很好。在谈到办刊的事情时，两人是一拍即合。我把自己的想法给他讲了，他也补充了不少好的意见。我们共同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与已经停刊的《美术思潮》起到链接的作用，我们必须办一本介绍中国前卫艺术的刊物；其次，这本刊物应该突破现有刊物往往发一篇短文与几张图片的传统模式。那天谈得兴起，我们将时间都忘了。还是他夫人打电话要我们去吃饭，才发现已是中午1点多了。此后，在我们两人谈话基础上，我做了一份策划书。基本的想法是：每期刊物围绕一个学术主题选择6-8位艺术家；此外，为了突出学术性与文献性，不仅用很多的版面介绍艺术家的作品，还开设艺术家自述、批评家推介、艺术家年表、艺术家与批评家对话、图式背景提要的栏目。应该说，这样的办刊方式在当时的全国美术刊物中还是没有的。策划书经贺飞白老师与刘明作了一些修改后，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刊物最初定为由湖北美术出版社与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合办。记得时任秘书长的祝斌还卖掉了湖北省美协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以用于即将诞生的新刊物。经多次商议，两个单位的领导终于和个别批评家联合召开了一个新刊物筹备会议，地址就在湖北文联的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唐小禾、贺飞白、彭德、祝斌、刘明、谢鸿辉与我等人。令我特感意外的是：策划书的内容除了很少有改动外，基本得到了通过。但为了给刊物起个好名字却费了一大番周折。起初有人提议叫“中部美术”，继而有人提议叫“美术大师”，最终经彭德提议，定名为《美术文献》。会议还确定彭德为主编，我为副主编，刘明、吕唯唯、陈东华、谢鸿辉、祝斌、贺飞白、唐小禾、彭德与我为编委。此会一结束，《美术文献》的编辑工作便正式启动，负责人是吕唯唯和刘明。紧接下来，彭德与我各编了一期《美术文献》。第一辑为“中国流”，推介了傅中望、李孝萱、魏光庆等艺术家；第二辑为“后具象”，推介了石冲、毛焰、邓箭今等艺术家。两期刊物的版式都是由吕唯唯设计的，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出版了，而这也就基本确定了《美术文献》的编辑格局和个性。往后，虽增减了一些栏目，但一直延续了每期研究一个主题的体例。

1993年，我南下到了深圳美术馆工作（1994年中，刘明曾致电我，说社领导希望我能调往湖北美术出版社工作，以参与《美术文献》的编辑工作。因举家南迁再重调回武汉为我夫人所不赞同，也就没有成行），彭德后来也调到了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尽管我们隔段时间分别会主编一期《美术文献》，但主要的编辑工作都是由刘明与几位年轻的批评家如严舒黎、柳征、付晓东等人在做。另外，每期《美术文献》的学术主持人是由各地批评家轮流担任，先后换过不下20人，如陈孝信、徐虹、贾方舟、邓平祥、佟玉洁、付小东等都参加过主持的工作。其实，只要全面而认真地翻阅整套《美术文献》，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不断有新人介入或中国美术界的艺术问题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刊物不仅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并一直具有历史性、文献性与资料性的特点。这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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