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艺术应当代化:当代艺术要中国化

李津《僧道一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长串有关当代水墨的重要展览，几百万字的学术专著和批评文章，展示了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批评家鲁虹对中国水墨艺术发展不遗余力的推动。近期，鲁虹主持的最新展览--“西云东语: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展”正在武汉合美术馆举行，目标是梳理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借此机会，记者就当代水墨、当代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和他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对话。

关注当代水墨源于自身创作实践

记者:据说您早年也从事国画创作，作品还入选过全国美展?为什么会转向艺术批评?

鲁虹:在美院读书时我学的是水墨，大二那年，我创作了一幅国画作品--《在知识的海洋里》，并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此后还参加过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接下来转向艺术批评则有些偶然。我记得，在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后，湖北美协的陈方既老师让我写一篇《创作谈》，用于《湖北美术通讯》上。没想到，他看过我的稿件后，认为我的文笔还不错，因此鼓励我在画画之余写点东西。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陈老师提出将我调入湖北美协，做一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受他和周韶华老师的影响，我虽然仍然继续在画画，但更多时间用于了读书、作文。到了“85思潮”时期，湖北美协来了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彭德老师，他主办了一份《美术思潮》杂志，我成了他的助手，对理论研究的兴趣越发大了起来。当时这份杂志还聚集了皮道坚、祝斌、黄专、李松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批评家。针对我一边创作，一边画画的情况，祝斌对我说: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足够了，不应两方面出击。在他的劝导下，我逐渐放弃了绘画创作，专门从事理论研究。

记者:您的创作实践给您的理论批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鲁虹: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关注现当代水墨创作，这跟我学过中国画肯定有关系。从事过艺术创作，在批评时，对图像的认识、对艺术家作品的直觉性把握，应该有所助益。朱光潜先生曾说过，做美学研究的人最好对某一门类的艺术有较深的实践经验，譬如写诗评的人要会作诗;西方美术史教学也提倡研究者对相关的美术创作知识有精深了解。不过，现在我几乎抽不出时间画画了，只是偶尔练练书法。希望以后年纪大了，写不动文章时可以重拾画笔。

尚扬 《董其昌计划-21》

故弄玄虚的批评要不得

记者:提到书法，在您看来，对当代水墨而言，书法用笔是否还重要?

鲁虹:当代中国画创作实践，追求已经很多元化了。有些艺术家，譬如李孝萱、李津等人，既强调对当下生活的介入，同时又对传统笔墨进行了很好的转换。而做抽象水墨的李华生、王川等人，则把书法元素带入创作中。更有一些当代水墨艺术家，大大拓展了水墨的内涵，他们基本上不再用毛笔创作了，譬如刘子建、张羽等人，或以排刷为主进行创作，或用手指点画，或用拓印手法，我以为这也是对水墨语言的新开拓。有的人致力于继承、开拓传统，有的人致力于创新，这都是挺好的尝试，不能仅仅从书法用笔的角度一意强求。

记者:有人认为当代水墨可以延伸到装置艺术与影像艺术等，而且同样能够体现水墨精神，您认可吗?水墨精神又应该如何界定?

鲁虹:就二维绘画而言，其探索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人主要从用笔上发展，有的人重点从用墨上发展，当然，用墨也就涉及到水的问题，所以刘骁纯老师提出了“水攻”的说法，强调水在画面上的晕化作用。还有一些艺术家，是用火在宣纸上创作，像王天德在宣纸上用笔墨写画以后，再用烟头进行火烫;蔡国强则是在宣纸上放烟火，留下一些墨色痕迹。而水墨走向三维，同样大有可为。2001年，我和孙振华一起做了一个展览叫“重新洗牌”，就认定水墨元素也可以带入到装置艺术与影像艺术中，所以，受邀的艺术家只有少数是从事水墨画创作的，更多的是做影像或装置艺术的，像傅中望、邱志杰、许江等，都参加了这一展览。当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作品中要有水墨元素，并与西方拉开距离。2007年，我在四川美术学院做了名为“与水墨有关”的展览，受邀参加的有方力钧、曾梵志、尚扬等当代艺术家。尚扬虽是个油画家，却对传统有很好的把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近作“董其昌计划”何以能将水墨元素很好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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