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塞尔文献展:为城市和艺术带来新的可能(2)

关注社会政治，也是卡塞尔文献展60多年来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的一面镜子。其间的艺术作品涉及很多议题，这些创作大多以文字、表演、行动、声音等形式呈现，而不局限于普通的视觉艺术范畴。高远说:“这届文献展真正凸显了西方社会当下的主流思想和政治形态，并回应了热点问题。但艺术终归是艺术，如果承载了太多政治和社会的意义，那么它必将被权力话语所控制，其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户外展区

与文献展对话促进交流

其实，中国艺术与卡塞尔最早结缘是在1977年，第五届文献展的策展人哈洛德·舍曼首次邀请中国艺术家。当时他选择了《收租院》泥塑作品，认为这件作品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不过最终《收租院》没能参加那次展览。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选择了中国的艺术家彭万慈参加，他参展的作品主题是健康、疾病以及手术，展出一个巨大的人像。1997年，艺术家汪建伟作品《生产》和冯梦波的影像作品《我的私人照相簿》参加了第10届卡塞尔文献展。第11届文献展除了再次邀请冯梦波外，还有杨福东的影像作品《陌生天堂》。后来，“卡塞尔文献展五十周年移动中的档案”2006年首次在中国巡展，这被认为是卡塞尔文献展亲密接近中国的开始，也提高了文献展在中国艺术圈和公众中的知名度。

展览现场

如今，中国观众不出国门也可以看到很多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冯晗体会到:“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博物馆、美术馆或画廊中举办了很多重量级的西方艺术展览，除了‘引进来’，我们在西方的艺术舞台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她认为，中国的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些艺术作品也为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艺术、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窗，不断地刷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对于在上半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作为世界著名的视觉艺术大展，卡塞尔文献展成为反映国际艺术特别是西方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国际艺术界引发持续的学术引领。在中国艺术益发融入国际艺术世界的情形下，将这个展览诞生至今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在中国展出，既是文献展传播空间的延伸，也有助于中国艺术界整体了解它的动态进程和学术特征，构成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展览现场

五年一届突出研究梳理

诚然，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展览离不开策展人的理念角度，刚刚看过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丁雪峰，期待国内可以有更多真正意义上与国际对话，和有世界性影响的展览产生，认为当做出有一定高度的展览后，关注和交流才会真正开始。丁雪峰说:“要关注一种生发性的艺术趋势，对已形成的理论进行事理上的质疑，接受新的趋势，自信地建立一种国际性思维的观点，长时间进行试验、探索，这可能是中国艺术展览要做的关键事情。”

说到中国的艺术展览，高远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研究性的展览，如跨越时空对话的研究展，或策划1年以上的学术展等。“目前我所看到的展览，往往从方案、展场确定到最终的开幕，是在很短的周期内进行，很多情况下又迫于主办方和出资方的各种压力，不得不屡屡做出妥协，最终呈现的结果很可能有悖初衷。一个展览尚未结束，下一个展览早已开始，面对繁多的展览项目，策展人往往是几个展览同时进行，很多事务不可能去亲力亲为。策展人对某一个展览的关注和投入的精力太少以至于迅速被遗忘，持续的话题尚难以形成，研究也就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卡塞尔文献展5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策展人有5年的时间能够比较深入地观察和思考，从策展理念到展览的呈现也有足够的时间打磨，在策展人制度下，策展人的学术主张不会受到干扰，而筹备本身也是一个梳理研究的过程。”余丁也认为，展览应该更注重学术性，在文化艺术上有所贡献，而不是仅让大家在一起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