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的关注关于人力车夫文献举要

在旧中国，东洋车夫，又称人力车夫，是一个规模庞大、生存方式特殊的社会群体。东洋车自19世纪60年代由日本传入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弃用，前后延续了一百余年。人力车夫拉车飞奔，一直是中国城市的标志性图景。人力车夫是近代中国城市下层苦力的典型代表，其生存状况颇受社会关注。诸多的文学家、社会学家和市政专家均对这一群体予以高度的关注，给我们后人留下丰富的文献。笔者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这里拟分类介绍，以期对近代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历程及其相关文献作一梳理。

1 文学作品

人力车夫文学作品创作的高潮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产业工人形象出现之前，人力车夫是新文学中最重要的工人形象。自1917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人力车夫形象构成了新文学作家对工人的最初认识，也构成了中国工业文学最初形态的某些特点，以至于有人把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戏剧，称之为“洋车夫文学”，认为这些作品“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下层人生活的悲苦和命运的难卜”。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的白话新诗中，就有胡适和沈尹默同以《人力车夫》为题的两首描写人力车夫苦难生活的新诗。此外还有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陈南士的《走路》、顾颉刚的《春雨之夜》、刘半农的《车毯》、《拟拟曲》。20世纪20年代则出现臧克家的《洋车夫》、闻一多的《飞毛腿》，以及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等诗作。小说最具代表性当属鲁迅的《一件小事》。同时期的小说还有汪敬熙的《雪夜》、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郁达夫《薄奠》与孙亻良工《隔绝的世界》。戏剧中有陈绵的短剧《人力车夫》。此外，以人力车夫日记形式出现的小品文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杂志上频频出现。如吴乾庆在《一个东洋车夫底日记》这样写道：“就是世界上面，大家都是一般的人，为何有钱的人就可以坐车省气力，没有钱的人，就应当卖气力，给有钱的人做牛马呢”。王秉王圭在《一个车夫底日记》中描写一个车夫在除夕之夜面对老母和弟妹的嗷嗷待哺，倍感凄凉，“同是一个人，何以苦乐相差这么远呢”。“我们的苦楚是无从说起，冬天在那风雪中，夏天在那赤日底下，两手张翼，头底地拚命向前直奔，弄得两手狠疲，喘气不得，坐在车上的人犹大声呼“快，快”，他们以区区几个钱，不顾要人性命，有时还要说起博爱的话头，真是可笑极了。”

这些文学作品更多的是揭示人力车夫生活的苦难，挖掘从人力车夫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意义，以人道主义思想道出了对人力车夫的深切同情。宽泛的人道主义在面对车夫生存问题时，却也表露了一种无奈：出于人道，“你年轻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但如此“好心肠”，则又使车夫饱不了肚皮。胡适显然坠入一种人道的悖论之中而无法解决。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无法从中见到关于这种行业的出路的探讨，至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也没有对这种行业存在是否合理作出某种暗示。它们或许给我们展示一种“劳工神圣”的情感和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意识。相反，在当时的一些报章的非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评论文章，则是更为具体涉及了人力车制度和人力车夫生存状况的改善问题。

2 时评

1927年胡适在《漫游的感想》这篇随笔中，已表现出与十年前的诗歌《人力车夫》不同的心态，在《人力车夫》一诗中他用“酸悲”、“惨凄”这样同情的字眼表达对人力车夫人道主义关怀。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16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但是，到了1927年《漫游的感想》中却将人力车视为落后东方文明的代表：“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这里，他仍给予了人力车夫充分的同情，但是明确地提出应将这个体现牛马式文明的人力车取消，“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他对美国木匠泥水匠自己开摩托车做工十分羡慕，感叹“用人的智慧作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

20世纪20年代以后舆论界对人力车夫的痛苦应该说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也对如何解决人力车问题提出不少建议。有的论者认为人力车的存在是不人道的，人力车夫过的是一种牛马式的生活，要求彻底废止人力车，甚至要求人们不要坐人力车，“凡坐人力车的人，也该办理无期徒刑”。然而，人力车尽管存在诸多的不合时宜之处，但它毕竟解决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因而，大部分人的意见并不主张立即废止人力车，而首先是要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对他们的救济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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