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代表性作品简析(2)

萨维那是1659年成立于巴黎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étrangèresdeParis，M.E.P.)的一位神父，他虽然身在教会，但其《苗族史》所体现的学养无疑与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国际水平相接轨。他研究的内容都取自于现场的民族学实地的田野调查，其中关于苗族语言的研究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规范。虽然他研究的苗语仅为苗族西部方言中的一种土语，并不能代表整个苗语的基本面貌；他接触的仅是苗族一个支系，而且接触面仅限于长山山脉一带，对苗族的宗教和历史都有详细的直观描述，对苗族的传说故事资料也进行了整理，所作出的结论却基本上靠不住。即便如此，他的研究对以后的苗族研究影响很大，不仅带动了法国学人对东南亚苗族的深入研究，也还刺激了中国学人对苗族的系统研究。

《苗族史》很有学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该书的研究动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为法国的殖民统治服务。17世纪初起，法国传教士和商人就在越南传教和经商，在1883年法国再次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以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并成为法国进犯中国、柬埔寨和老挝的重要跳板。1885年清朝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从此，中国西南门户大开。萨维那生于1876年,于1897年神学院里剃度成为神父。同年，进入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901年接受任命，做为副本堂神甫去越南传道。自他一到达那里，就开始认真学习研究当地语言，开始是越南语，接着是汉字。为了掌握这些语言和方言，他毫不犹豫地与这些不同的民族一同生活起居。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投入之下，完成《苗族史》和其他作品。早在1778年，法国汉学家钱德明(J.Amiot)就在文章中明显地将“苗族”与中国视为两个对立的实体。而法国传教士萨维那的《苗族史》也正是试图建构苗族西方起源论，从根本上割裂苗族与中国大家庭的历史渊源关系，以便把苗族纳入法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他在书中表达对苗族悲惨处境的同情，承认苗人的习惯法，但规定苗族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法国殖民政府的法律，其意图非常明显。

三、[英]王富文(Nicholas Tapp)《主权与反抗：泰国北部的白苗》[4]

20世纪80年代，英国知名学者王富文撰写了《主权与反抗：泰国北部的白苗》，该书是以整个苗族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注泰国北部的苗族，同时还关注中国境内的苗族和移居世界各地的苗族。在这本书中，作者如实描述了经过中印半岛战争后，当地苗族所面临的困境和苦难，同时明确的指出这些苦难是苗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问题，而且是外部势力强加的结果。

该书研究的视野和提出的问题都很新颖，而且都能落到实处，这对于澄清许多模糊的观点和结论具有重大的意义。该书稍感不足之处在于，在资料的处理和分析解读中对时空架构的差异把握欠准确，比如该书在分析泰国苗族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时，对这些苦难成因的分析和对造成时空差异原因指出并未做到精准；在分析苗族的宗教选择时，书中明确提及苗族的传统信仰观，这些信仰观又恰好与汉族的五行风水观有关联。既然如此，这样的信仰观按照斯图尔德的理论应当归属于苗族独特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可以跨时空发挥影响的文化变迁驱动力；在分析他们的经济困境时，则提及他们放弃鸦片种植的艰难，但按照斯图尔德的观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完全是共时态文化传播的产物，甚至可以直接说受外力胁迫的产物，因而解决的办法完全应当是靠族际关系的调整去解决问题，责任应归咎到那些吸毒、贩毒的黑恶势力头上。然而对付黑恶势力则应该是国际社会应当承当的责任，而不能将整个压力集中在苗族头上。政治选择问题也是如此，苗族是一个没有建立过统一行政管辖权的民族，世界上这样的民族不胜枚举。这些民族的分布地域在国家政权的管辖范围，本身不可能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民族文化要适应于所处的生态环境，国界仅是各方势力达成短暂平衡的产物，两者不具有必然的重合性。当然苗族能够各得其所，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生态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人权的真谛，对付这样的问题理应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经验去加以化解，应当尊重历史而给苗族留下一个宽松的适应期，允许其高度自治。总之，即令是苗族的现代化，它也是历史的延伸，文化的运行法则同样会发挥作用。但不同来源的原因所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各不相同，其对策也应当各不相同。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恰好有丰富的经验和长时段的历史实践值得吸取和借鉴。但作为一个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年鉴学派将影响因素划分为长中短时段的分析法则，显然是有效的，推动年鉴学派有关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的结合，恰好是本选题有别于此前研究的新突破。

文章来源：《美术文献》 网址: http://www.mswxzz.cn/qikandaodu/2021/0708/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