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晚清时期西方绘画对中国画的影响！ -美术文献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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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研究｜晚清时期西方绘画对中国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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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影响开始于15世纪初。那时，葡萄牙人已经进入中国南部。随着开通的贸易路线的不断扩大和关于神秘国土信息的反馈，那些希望将上帝的福音传递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传教士尾随而来。在16至19世纪之间的时间里，耶稣会是天主教团体中在中国获得广泛名声的团体。

中国人最早了解到西方艺术就与耶稣会传教士有关，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 Ruggieri，1543—1607）就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脚”。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耶稣会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利玛窦为明神宗（1563—1620）贡上了“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1]万历年间顾起元（1565—1628）在他的《客座赘语》中说到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绘画“以铜版为巾登，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美术学#

基于在一个其文明的程度得到承认的国度传播基督教义的工作，利玛窦成功地使一品官员徐光启（1562—1633）、高级官员杨廷筠（1557—1627）和李之藻（1565—1630）皈依基督教。当然，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的指导思想得到了之后文人的深入说明与阐释，杭州的张星曜（1633—1715）在他的《补儒文稿》中告诉人们：中国人（东海人）和欧洲人（西海人）拥有共同的天地，尽管语言不同，可是基本的生活准则是一样的。为了说服中国人，他甚至使用了理学家陆象山（1139—1193）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表述，以争取基督教与儒教融合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合法性（《天学明辨》）。

基督教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到不同教派的传教策略、农民与地主士绅的矛盾、秘密结社与教会团体的复杂关系以及更为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但是，无论如何，正是在一个进入、抵触、理解、变通、调适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发生了联系和影响。

很容易理解，图像一开始就是传教的重要媒介，所以，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一定会通过他们的船只运载宗教画、有插图的书籍以及各类版画。考虑到在18世纪末已经有400多本此类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可以想象，西方图像的传播在这个时期已经非常普及。当初，鉴于中国老百姓对圣母子雕塑与送子观音的塑像发生了混淆，也为避免此类事情的继续发生，跟随利玛窦来到澳门的耶稣会士乔瓦尼·尼科洛（Giovanni Niccolo，1563—1626）于1583年绘制了有可能是西方画家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救世者》，他试图通过耶稣手拿圆球和十字架来区别中国塑像。

尼科洛被利玛窦表述为“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他很快于同年7月被派往日本长崎，他在日本创办了美术学校（1601年），教授西方油画和铜版画。游文辉（1575—1633）是尼科洛于1590年从澳门带到日本学习绘画的中国人，游回到中国后绘制了大量的宗教画，尽管利玛窦对游的绘画技术颇有微词，可是，后者为前者绘制的《利玛窦像》（1610年）至今还悬挂在罗马耶稣教堂里，并被认为是中国人绘制的最早的传世作品。跟着从日本来到中国的画家是倪雅谷（Jacques Niva，1579—1638），这位中日混血儿在到达中国（1601年）后时常往来于澳门、南京和北京，绘制了大量的宗教画。

在1601年到1610年期间，作为尼科洛的学生，倪雅谷在北京、澳门、南昌绘制了大量的宗教题材的油画，文献记载的有1603年12月在北京绘制的油画《圣洛加圣母怀抱小耶稣》，1606年为因失火重建的Sao Paulo教堂绘制祭坛画《圣母玛利亚升天图》，1607年他为南昌的两座新建教堂绘制《救世主》和《圣母玛利亚》，1610年，他再次进京为利玛窦墓室绘制装饰图画和为新的教堂绘制壁画。

就规模来说，民间流传的宗教书籍、插图书和版画范围非常广泛，由于书中或者版画中的图像没有油画技术绘制出来的效果复杂，熟悉传统版画和线描的中国人很容易识别这些图像的内容，使得传播更为迅速，这导致了中国人对另一种制图方式的熟悉和了解。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使用了大量的关于耶稣生平的插图书在中国东南部传播基督教，有趣的是，在《福音故事插图本》（Imag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Gospel）于1605年传到了中国之后，耶稣会士罗如望（Joao da Rocha 1565—1623）还邀请文人画家董其昌以中国传统绘画的趣味复制该书。

1700年以后，我们可以读到格拉尔迪尼（Giovanni Gherardini，1654—1725）、马国贤（Matheo Ripa，1682—l745）、郎世宁（Guiseppe Castiglions，1688—1766）、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蒋友仁（Michel Bonoist，1715—1774）、艾启蒙（Lgatuis Sickeltart，1708—1780）、潘廷章（Joseph Panzi，约1733—1812）、贺清泰（Louisde Pairot，1735—1814）这些名字，他们都以谦恭的态度和极大的耐心不同程度地获得中国皇帝或者权贵的信任，在传教的目的下将西方绘画引进中国并培养学习西画的中国学徒。

文章来源：《美术文献》网址: http://www.mswxzz.cn/zonghexinwen/2020/0730/4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