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角度(2)

可以说，新文学起步之初就与美术息息相关，美术其实是与现代作家、现代文学密不可分的艺术形式。郭沫若、倪贻德、滕固、李金发、闻一多、叶灵凤、丰子恺、丁玲、张爱玲、艾青、凌淑华、汪曾祺等出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高行健、莫言、贾平凹、王祥夫、欧阳江河、雷平阳、杨键等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成长的作家，与美术都有相当多的关联。甚至如倪贻德、滕固、李金发、闻一多、艾青等本身就是美术专业出身。鲁迅的封面设计、倪贻德的油画、郭沫若的书法、丰子恺的漫画、闻一多的篆刻、张爱玲的插画、沈从文基于美术视域的物质文化研究、贾平凹与王祥夫独具特质的绘画与书法等，在美术专业领域也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家。就当下来看，不少诗人、小说家还在不断进行美术热身，积极参与书画艺术活动，有的已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影响，如高行健、欧阳江河、雷平阳、莫言、贾平凹、王祥夫等的书法、绘画作品就受到海内外艺术市场的青睐。(4)商品经济社会，消费成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文学、美术本身就具有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商品特征。新世纪以来，有不少作家介入美术活动，这也许多少会有策应消费主义的心理取向，但从艺术生产的角度，作家介入美术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存在“精神消费”的审美过程，无疑会对作家的文学审美、形式创造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为艺术生产提供了多元分化、多元发展的新可能。因此，从积极一面看，作家介入美术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审视，但也应充分注意作家迎合美术市场需求的唯消费取向。参见施惟达、樊华《论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生产》(《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昌切《文艺的商品性初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马驰《论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等文。陈丹青、吴冠中虽是享誉海内外的油画家，他们也撰写了不少韵味独特的散文、杂文，(5)吴冠中撰文自陈：“我中学时酷爱文学，主要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并“遗憾没有从事文学创作”。详见吴冠中：《文学，我失恋的爱情》，《吴冠中谈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此外，吴冠中有文集多种公开出版。陈丹青连续出版了《退步集》、《纽约琐记》等杂文集多种，更有专门解读鲁迅的著作《笑谈大先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对这些跨界现象，无论其中是否有消费文化引导、出版商运作的成分与否，作为美术家的文学成就应该积极肯定。其文学成就与影响同样值得文学研究关注与思考。在文学家、美术家相互关注、介入、思考对方艺术类型的背后，贯通着基于审美表意实践意识和文化精神。文学和美术由此“成为人们感性欲望伸展的重要活动——审美具有一种把人们从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压抑中解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6)周宪：《作为地方性概念的审美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在此意义上，不管有多少作家从事美术活动，也不管艺术市场、消费思潮影响有多坏，这种由文学而美术的艺术跨越释放了作家的审美感受和自由创造意识，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为规避现代性境况中人的异化提供了可能，也是对逐渐“世俗化”的文学的一种救赎，又或能影响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

传统文化视域常对文学与美术的艺术功能存在本位偏见，例如认为“画为文之余”等。在历史语境下，图像的功能似乎天然弱于语言文字，这显然是对文学传统的偏执与信赖。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传承久远的古老国度，文学承担着宗教、政治、社会、思想等诸多复合的文化功能，确曾拥有相对重要的文化地位。肯定文学功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在现代文化中，随着时代发展，美术所具有的视觉审美、形式建构功能等是文学语言艺术无法承担的，造型艺术的形式创造满足了视觉感官的直观愉悦，形成了视觉审美的独特感性意识。站在文字与图像中立位置，客观地审视不同的艺术类型，应该承认文学文字与美术图像平等的文化地位，承认二者对世界的认知、解释、创造有着各不相同的方式。在此前提下，我们或应看到，美术视觉造型审美与文学语言思维可以相互补益。作家可通过介入美术活动，从美术的视觉审美、形式创造中获得不同的感性体验，进而在或隐或显的层面上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或能因此获得抵抗图像主因型文化的新质素。美术家也可以从语言主因型文化中获取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形成宏观的大艺术视野，提升形式审美的思想文化含量，如同中国传统书画的诗文参与绘画创造，形成具有本土特质的涵纳文学性的图像主因型文化。因此，应该予以肯定并鼓励的是，文学可以从图像主因型文化吸纳某些有益元素，美术也可以吸纳语言主因型文化的有益资源，二者相互补益，共同推动审美创造主体在文化艺术发展中的文化担当与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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